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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在富饶美丽的洮河边上，是一个东临汹涌澎湃、四季不竭的洮河，背靠径流不断、桀骜无常的三岔河环绕包围的水岸村庄。这里是马家窑文化的发源地之一，也是千百年来的古渡口。

最先让我接触洮河的是爷爷，他是当时生产队里一名牲畜饲养员，每年夏季炎热时节，牲畜必须到洮河水里隔三差五洗澡，抑或到洮河边放牧。顽皮淘气的我每到夏天牲畜洗澡、放牧季节就要跟随爷爷到洮河边去。

从饲养院到洮河边，要走很长一段路，我则是被爷爷放在牛背上驮着走路的。那时的洮河河床非常宽阔，从西岸到东岸近千米，河流自然分成几道小河，中间的一条小河最深，水急浪高，是洮河的主流。其余分叉的河流有的水浅，有的断水只剩沙滩。没有水流或浅水区的河床突兀地生长着各种嫩绿的水草，牛则在最深的小河中“游泳”洗澡，之后会跨过小河自由地吃草。我则在河边自由玩耍，有时抱着河边浅水处的大石头或树根，爬在水里两只脚拍打着水面学习游泳。爷爷便躺在石头堆上拿出自己半辈子吊在裤腰带上的木质旱烟斗，悠闲地吸烟。

待到夕阳下山时，爷爷只要用特有的方式吆喝几声，牛就会自觉地游回河岸，然后爷爷和其他饲养员赶着牛群，我又被放回牛背，乘着夕阳的余晖，越过沙滩，沿着泥泞的沙滩路，回到饲养院。这种惬意，这种阅历，恐怕是现在以至将来儿童们永远难以企及的乐事，也是当时社会对我们这一代像我这样少数人群的厚顾罢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很长一段时间，爷爷是村林场的护林员，吃住在林场。其实说林场也不是那么规模的林场，只是在村子所属的山坡、沟壑人工造林、栽培形成的果园、护坡林带等自然草坡，爷爷的职责就是防止牛羊放牧、人为损毁、山火灾害，一句话就是围着林场巡营瞭哨。爷爷还有一个劳动习惯就是只要出门肩上总扛着一把窄头小铁铲，主要作用就是随时发现毁林的地下害鼠“瞎瞎”就地捉拿消灭。有一次，爷爷在林场劳动，不能按时吃饭，母亲做好饭之后盛在一个常用来当做饭盒的瓷瓮里，让我去送。已是秋初黄昏时候，天空阴沉沉的，我走往爷爷住处要经过村庄一处过水的渡槽，看上去很危险，经常走惯了也就习以为常。后来高中读书时曾推着自行车从渡槽上经过。为了省力，有时将自行车放在渡槽一边的台沿上，人则在渡槽的另一台沿上，推着自行车走过渡槽，看见的人惊奇我的胆大和冒险，我则习以为常，轻车熟路，如同走钢丝的杂技演员。至今渡槽还在，那个“走钢丝”过渡槽的我早已成为惊叹的历史。到爷爷的住处还要经过一段沟壑，很阴森，路两边有高坎，生长着茂密的大树，断断续续有大风刮动，风过处，伴有凄厉古怪的声音，唰唰作响，仿佛有好多人在走动。我好怕，除了加快脚步走之外，就是大声喊着爷爷，风送喊声，爷爷早已在林房门前地埂上远远地向我招手，我把饭送到爷爷手上，爷爷来不及吃饭，先把我拉到房子里炕前，拿出早已在炕洞里烧好的“瞎瞎肉”让我吃，他一边吃饭一边看我吃“瞎瞎肉”，幸福的笑容淹没在沧桑的胡须和皱纹之间。爷孙的晚餐在这山林间充斥着山珍美味的飘香。

爷爷去世的那晚，我和爷爷在一床被子里，我醒来时爷爷早已停止了呼吸，他平躺着，很安静，以往打呼噜吹出的口哨早已消失，去世的样子跟静静的熟睡没有丝毫区别。到现在我也不清楚爷爷的死因。埋葬爷爷时，正是寒冬腊月，没有棺木，只好托堂伯审批购买了一根足以做一副棺木的松木材料，请来一个专做棺木的师傅，连夜赶制成了一副简陋的棺木。给爷爷守灵的三天里，我手里拿着书，口里不停地唱着当年最流行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歌曲，我把忧伤和思念用崇敬的歌曲来寄托，三天后爷爷被草草埋葬。他劳累了一辈子，来不及告诉家人，静静地走了，没留下任何挂念，正如“赤裸裸地来，又赤裸裸地去”。留下的只是时代的影子，我怀念爷爷，更怀念那顿野味十足的晚餐。

（作者单位：临洮县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