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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敦煌是一处历史文化沃土，敦煌文献中包含丰富的法律、法文化资料。莫高窟藏经洞遗书的发现，完整或部分地保存了今传本唐律、律疏和已散佚的唐代令、格、式以及中央政府的行政文书，地方官府的判文等社会法律生活的第一手资料。

为传承弘扬敦煌文化，在第六届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到来之际，甘肃法治报今日起开设“敦煌法律案例解析”专栏，从李功国主编的《敦煌古代法律制度略论》中选取部分案例解析，以飨读者。

秦 鸾 行 盗 案

【案例判词】

奉判，秦鸾母患在床，家贫无以追福。人子情重，为计无从，遂乃行盗取资，以为斋像。实为孝子，准盗法合推绳，取舍二途，若为科结？秦鸾母患，久缠床枕。至诚惶灼，惧口慈颜。遂乃托志二乘，希销八难；驰心四部，庶免三灾。但家道先贫，素无资产，有心不遂，追恨曾深。乃舍彼固穷，行斯滥窃；辄亏公宪，苟顺私心；取梁上之资，为膝下之福，今若偷财造佛，盗物设斋，即得着彼孝名，成斯果业，此即斋为盗本，佛是罪根。假贼成功，因赃致福。因恐人人规未来之果，家家求至孝之名。侧镜此途，深乘至理。据礼仝非孝道，准法自有刑名。行盗理合计赃，定罪须知多少，既无匹数，不可悬科，更问盗赃，待至量断。

【案例解析】

此案中，秦鸾为了给久病在床的母亲祈福，在家境贫困、无计可施的情况下，便行盗取资，以作塑佛设斋之用。按儒家礼法，为母祈福，应为孝子；而依唐律条文，盗窃则应论罪处刑。在尽孝与行盗二者尖锐对立的情况下，如何处理此案，成为该案的难点。判词认为，秦鸾为其母行盗取财祈福的行为，并非封建礼教所谓之行孝，其行为已构成了盗窃罪，因此，如果不加以治罪，便会造成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便恐人人规未来之果，家家求至孝之名”。故应依法予以追究。但由于制判事实没有明确秦鸾行盗得赃之具体数目，判词要求查明盗赃之数额，方可决定具体的刑罚。这判词成功地确定了为了尽孝而盗窃他人财产的行为性质，在封建礼教与法律冲突中，维护了法律的尊严。

（摘自《敦煌古代法律制度略论》）

责任编辑：高富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