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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邀嘉宾：甘肃久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阮磊 

主  持  人：新甘肃·甘肃法制报记者 王昊 

本期主题：结婚后，夫妻一方可能因种种原因只能以家庭为中心，承担几乎所有的家务劳动，失去工作的同时也失去了自我，成了“全职妈妈” 或“全职爸爸”，成了他人口中的“小明妈妈”或者“小刚爸爸”……但一个残酷的现实是，很多全职照顾家庭的一方在离婚后，由于长期与社会脱 节，就业能力退化，往往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来维持生计，面临的困难和损失可谓超乎想象。 

好在民法典对于全职太太和全职丈夫设置了家务劳动补偿制度—— 离婚时，获得更多个人发展机会的一方，应当对解除其后顾之忧的另一方 所丧失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进行一定的经济补偿，从而体现夫妻双方 在婚姻中的平等性和公平性。 本期举案说法就离婚劳动补偿制度设立的原因、积极的社会意义、新旧法的对比等方面内容进行简析。

律师说法：

主持人：请简要介绍一下民法典中和婚姻有关的相关救济制度。

阮   磊：民法典中关于婚姻的救济制度由三项制度构成：一是家务劳动补偿；二是离婚经济帮助；三是离婚损害赔偿。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第1088条规定：“夫妻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年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给予补偿。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此规定使得家务劳动补偿制度逐渐完善。

民法典将这些制度纳入其中，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出人文关怀和社会制度越来越趋于合理化。这让弱势群体在最关键时候能够得到法律的帮助，让人们感受到法律的温度。

主持人：请就家务劳动补偿制度设立的深层次原因进行介绍。

阮   磊：社会快速发展，家庭成员分工也趋于不同，许多家庭的夫妻一方承担了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助另一方工作等诸多家庭事务，在一定程度上甚至以自身的发展机会为代价。这一切付出，给婚姻中的另一方甚至整个家庭带来了重大的现实利益，使得另一方更专注于事业的提升、学业的进步，从而获得更多的个人发展机会。但由于家庭劳动范围难以界限，劳动量和劳动价值很难以金钱方式衡量，因此劳动一方辛苦付出也往往会被另一半忽略和轻视。

可见，只有把夫妻一方为维护整个家庭利益作出牺牲而导致其人力资本贬损以及合理预期利益，在离婚时通过经济补偿的方式予以认可，婚姻关系中的双方才会更多地以家庭利益为出发点，调整二人在家庭中的位置和角色，合理分担家务，对家庭作出更多行动上的投入。通过构建离婚时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才能够真正实现法律实质意义上的公平正义，最终促进男女双方共同承担家务劳动。

当然，家务劳动补偿制度保护的主体不只是全职太太，同时也照顾“家庭主夫”们，就是说家务劳动补偿制度不是女人专利，而是让那些为家庭付出劳动多的一方都得到应有的救济。

主持人：民法典相较之前的婚姻法在家务劳动补偿上的规定是否有变化，如有变化，积极意义何在。

阮   磊：关于家务劳动经济补偿制度，我国在2001年修改婚姻法时就有规定。尽管之前婚姻法中有关于家务补偿的规定，但“夫妻双方实行分别财产制”是实现补偿的一个前提条件，这也导致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家务补偿制度基本形同虚设，沦为“僵尸条款”“沉睡的条款”，极少被适用。究其原因就是其前提条件不接地气，大大限制了适用的可能性，要知道我国的夫妻大多数实行的还是共同财产制，而不会以书面形式约定夫妻各自的财产。 民法典修改正是考虑到这一问题，把家务劳动补偿范围从分别财产制扩展到夫妻共同财产制，只要妻子在离婚时能够证明在抚养子女、赡养老人和协助配偶工作方面作出较多义务，就可以向法院请求家务劳动补偿。前置条件的去除，让真正付出的夫妻一方要求对方补偿更有依据，可操作性更强，在法律层面上进一步认可并尊重家务劳动的价值。 事实证明，民法典把家务劳动补偿由单纯的“夫妻约定”变为“约定与法定相结合”，在展现法律极为温情的一面的同时，也为其在实践中很好地适用注入了新的活力，目前，全国各地已经出现很多关于家务劳动补偿的判例，在一定程度保护了全职为家庭付出一方的合法权益。

主持人：典型案例中，法院因为女方提出的补偿款过高而予以调整，请问家庭劳动的经济价值即补偿金额该考虑哪些因素？

阮   磊：对于补偿金额可大致考虑以下因素：一是婚姻关系存续时间的长短。大部分情况下，婚姻关系时间的长短影响着家务时间的长短，家务劳动时间越长，自我牺牲越大，补偿金额则相应增加。二要考虑给付方的给付能力、收入多少、当地的经济水平等。补偿金额的高低直接影响因素既要看对方的给付能力、经济条件，还要结合当地的生活水平，否则一味判高超出对方支付能力，就会出现一纸判决成为空头支票无法履行的尴尬。

总体来说，关于家务劳动的经济价值确定，应结合婚姻关系存续时间，投入家务劳动的时间、强度，家务劳动的负面影响诸如为了家庭而失去工作的，可以考虑增加相应的补偿金。

责任编辑：高富强